本刊記者 ：陳統奎    來源：南風窗   日期：2011-08-29

   在企業家中，張亞勤是科學家；在科學家中，張亞勤是企業家。他將一個不到10人的微軟研究院，發展成為擁有3000個聰明頭腦的微軟亞太研發集團，被比爾•蓋茨稱為“微軟的寶貝”。

   新版張亞勤傳記中，這樣介紹他的傳奇人生：3歲識字，5歲讀書，9歲小學畢業，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，成為1978年入學的全國最年輕的大學生，23歲獲得喬治•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，31歲成為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百年歷史上最年輕的院士，33歲回國跟李開復一起創辦微軟中國研究院，34歲執掌微軟亞洲研究院，38歲晉升微軟全球副總裁……

   4月份在博鰲亞洲論壇美國前財長保爾森舉辦的環保主題招待酒會上，記者為張亞勤與姚明拍合影，作為“回報”，最近他在北京微軟新辦公大樓的辦公室接受了本刊專訪。盡管微軟新大樓耗費20多億人民幣，但位居微軟全球副總裁的張亞勤，辦公室卻躲在一個小角落里，并不大氣，也不奢華，簡約明快。其中辦公間與會客間的隔板是一張被視為微軟辦公室文化符號的“白板”，上面涂涂寫寫。張亞勤很有親和力，專訪過程就像喝茶聊天一樣平平常常，但平常話語里盡顯智慧。張亞勤看上去平和，卻是一個很有內涵和想法的人。李開復用“天才”來形容他。

   中國頭腦，世界思維，張亞勤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個價值。

   微博推動社會進步 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這兩年消費者感受最深的是社交網絡的崛起，今年3月份我去法國采訪，了解到法國政府機關都在用社交網絡和公眾對話，發布信息，為什么社交網絡這么快就變成主流了？ 

   張亞勤：人和人之間有一個6度分離的理論，就是說任何兩個人中間最多通過5個人就能建立聯系，這是社交網絡的技術或者理論的一個基礎?，F在通過微博名人，甚至可以變成3度空間，比如某人有上百萬的粉絲，通過這個人一下子就可以聯系到別人。在傳統互聯網里其實并沒有達到N平方的效應，但有了社交網絡之后，能以最短的路徑和最快的速度，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聯系。社交網絡通過人性化的直接溝通方式，把不同愛好的人聯系在一起。以前看報紙編輯幫你選擇信息，現在等于是你選擇可信的人和信息。 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今年阿拉善生態獎有3個獲獎者都與微博有關，一個是南京人保護梧桐行動，一個是番禺人反對垃圾焚燒行動，一個是北京夫婦拍攝北京的“藍天日記”，都是微博的力量。

   張亞勤：互聯網越來越像是映射真實世界的鏡子，社交網絡把這個鏡子放得更大了，讓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這增加了信息透明度。

   任何社會都不是完美的，都會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，有一些丑惡面在社交網絡曝光，對社會的穩定是有好處的。由于大家通過微博有這樣的監督行為，對貪官也好，對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也好，都是一種制約。

   當然微博里面也有一些虛假的信息，但是我覺得正面的東西比負面的東西大得多，而且網民也越來越理性，知道哪些東西是有價值的，哪些東西是不好的。比如我已經學會了看東西之后，不會馬上轉發，因為轉發的時候我是有責任的。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以您的經驗，哪些微博容易被轉發和評論？

   張亞勤：在微博上面寫東西，一方面必須有責任，另外一方面必須是真心的。這里面最重要的是真，要及時。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什么樣的人，他一方面有樂觀的情緒，也有一些不滿的情緒，對于同樣一件事情，不滿的人往往愛發言。往往會有這么一種傾向，揭露社會不公平的會越來越多，這是一種社會心理。

   但微博和一般論壇比較，微博上大家講話比較負責，一方面很多人對你有興趣，另一方面很多是實名的，很少玩假的，而且像微博、人人網、QQ等本身是一種有黏性的東西，比起早一輪的公開博客有更多的黏性和成熟性，而且現在的網民也更成熟了一些。

   走向全球戰略中心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今年采訪制造業者，特別是希望做品牌的這些人，特別頭疼“山寨”，非常關注知識產權保護，微軟在中國更有切身體會。您怎么看待“山寨現象”？

   張亞勤：我把“山寨”定義成為不尊重知識產權，沒有創新，沒有專利，完全模仿別人的設計，沒有質量保證，這絕對是不可取的。如果模仿的同時也有自己的一些創新，真正是用戶的需求，而且吻合市場，是可以的。“山寨”讓我們整個社會的品質變得低下，讓大家用更多低品質的東西，讓大家變得比較懶惰，大家都不想去創新了，拷貝一下就行了。

    另一方面，政府也不可能讓它持續，沒有一個機制讓其繼續下去。中國的“山寨”手機那么多，一下子起來了，一下子下去，沒有哪一個手機是一直在的，因為他們都是違法的。而且中國大陸有品牌的手機，也由于創新的成分太少而沒有辦法持續。 

    《南風窗》：像諾基亞這樣的全球手機巨頭現在都頭疼了？ 

   張亞勤：不僅僅是諾基亞，摩托羅拉、索尼、西門子都在市場中失去主流地位了，三星和諾基亞還算是不錯的。創業多是好事，但光創業而不創新是不行的。創新分為兩種，一種思路是創新必須創業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的那些Start-up公司），另外一種思路其實在大組織的內部也可以進行創新。

   我們知道，創新有多個維度，既有科學技術的創新，也有業務模式、業務流程、制度與文化、社會與環境的創新。
   
   在IT行業來看，顛覆性的技術創新是核心競爭力。比如互聯網，過去的10年我們80％是模仿人家，20％是創新，現
   
   在仍然很多都是靠模仿的，比如視頻網站和團購網站，這些東西都沒有核心的技術，最后都同質化了。

   中國需要更多的專利技術和真正有實用性的技術用于市場，但現在還很少，這也是一個階段性問題。人都是被逼出來的，創業也是被逼出來的，特別是技術創新。如果有公司能夠做到只要是產品，就可以賣出去，自然也就不需要進行技術創新了。比如過去國企就是如此。

   創新靠壓力，靠動力，國企有資源卻沒有動力，而小企業可能沒有這個條件。但是中國發展到現在，民營企業起來了，國有企業變得越來越市場化，市場競爭越來越強，它一定會做技術創新的。

   現在一大批人跑到硅谷，研究硅谷已經做成的，然后在中國模仿，比如近幾年來大家耳熟能詳的移動互聯網熱、社交網絡熱、微博輕博熱，大都如此。但這個模式終究還是不能長久持續的，還是需要有真正的創新。中國人這么聰明，那么多人都可以做一點貢獻，其實在ARD的研發人員構成上就能夠看出來，80％、90％都是國內的工程師和研究員，都是很有創意的，你只要給他一個條件，給他一個提示，他都可以創新的。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10年前我讀大學的時候，經濟學教授說中國不保護知識產權，因為我在這個階段還需要模仿別人。現在10年過去了，我還要繼續抄襲別人嗎？ 

   張亞勤：在發展的過程中，有時候抄一抄，包括沒有經過完全的允許而用一用，過去就過去了。但現在你要想一想，首先是全球化，人家到你這兒賣，你也要到外面去賣，你要到國際市場上用國際的規則從事商業活動，這個時候你就必須尊重知識產權，如果中國想成為創新型的社會，國內自己也要保護啊，比如我們兩個都是國內的公司，我們兩個相互競爭，我們兩個互相抄來抄去都不保護，誰要去創新呢？

   我們希望有一個健康正面的市場，尊重知識產權，不僅僅對外企好，其實最重要的是對中國企業好。一個透明、公正、國際化的游戲規則應該是靠好的技術，好的環境和好的人才，而不是說依靠傾斜性政策，能拿到財政補助，更不是比誰抄得快，誰的路數狠，這種東西是階段性的，到了一定的階段必須硬實力、核心技術，實現持久的發展能力。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您說中國要成為全球戰略中心，如何理解？ 

   張亞勤：中國將要成為全球的戰略中心，包括研發。跨國企業在中國經歷三個階段，早期是市場中心，其次是研發中心，再次就是戰略中心，從研發、人才、市場、投資到制造，都匯集在中國。不久前我們跟GE的CEO開會，他說把GE第二號人物送到香港去了，負責亞太區的業務。思科也把第二號人物放到印度去負責新興市場。微軟還沒有把第二號人物放過來，但是在中國放了兩個全球副總裁，亞太地區的研發都是匯報給北京，這就凸現了新興市場——中國的重要性，這個時候不是說有一點，而是一個中心，然后在微軟全球戰略中占重要一面。 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在走向全球戰略重心的路上，中國的企業應該做什么？ 

    張亞勤：中國企業最好的辦法也是要變成全球戰略中心，以后這些大的企業，強的企業都要有一個全球化的戰略，在這個戰略里國家的概念會變得越來越弱，比如GE有65％的收入來自美國之外的市場，顯然它在海外的布局要比美國國內多。我注意到最近華為和中興在法國打官司，這很有趣——中國的兩個企業怎么跑到歐洲吵起來了——這說明中國的企業正在走向全球化，而且用國際規則來解決糾紛。

    國家、政府都應該是為企業服務的，而不是企業為國家服務，企業在雇人，企業在創造稅收，企業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心，而不是政府。慢慢的，我們全球化的概念會建立起來，中國的企業要全球化，即使你不出去，你的市場只在國內，別人也會來中國和你競爭。 

    《南風窗》：那您覺得微軟的中國化已經到了哪個階段？ 

    張亞勤：中國化完成了60%吧，也不能是百分之百的都是，因為這里有全球化的因素，也有中國的因素。這兩個結合才能產生更好的結果，我們要把美國的、全球的最先進的技術與文化帶進來，然后結合中國文化，深深扎根于中國。我們希望和市場更貼近，和中國的用戶更加貼近，思維更敏捷，速度更快。

   何謂“智慧國”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最近看到比爾•蓋茨的一個談話——留給孩子的東西只要足夠保證他和常人有同樣的機會就可以了，而不能讓他們在生活的動機里被財富扭曲了。

   張亞勤：在中國有很多的“富二代”，父母對他們太溺愛了，結果反而讓他們失去了奮斗的動力。巴菲特當時給了他兒子9萬美元，他說你有兩個選擇，第一你可以放到我的基金里面，或者你也可以拿走。他兒子選擇拿走9萬美元，他用這9萬美元去學習作曲，最后終成大器。他說如果他當初把錢放到巴菲特的基金里面到現在可以滾到3億美元，但他覺得9萬美元是最值得的，因為它讓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這比3億美元更重要。

   我對小孩也是這樣的，雖然我沒有巴菲特那么有錢，但我會讓小孩做她自己喜歡做的事。我女兒對錢沒有什么概念，當她想去哪里旅游她就去。今天早上她突然想去馬來西亞，然后就和一幫朋友去了。她對旅游有一些打算，不完全是去玩的。她每年花幾個星期到云南、貴州去做公益、蓋房子。這是她喜歡做的事。你可以讓她不要有任何經濟方面的擔憂，但我跟她講得很清楚，大學畢業之后你就要自食其力，我只管你上完大學。我覺得這樣做才是對小孩負責任的。 

   《南風窗》：您提出一個口號叫“中國智造，慧及全球”，而新加坡也提出一個“智慧國2015”的概念，您的是企業家思維，新加坡是國家戰略，有什么異同？

    張亞勤：講國家戰略，中國的國家戰略是最多的，比如“十二五”規劃，包括信息化、云與互聯網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都寫到政府規劃里面去了，中國有很清晰的規劃。其實，美國真的是沒有什么規劃，盡管奧巴馬講一些話，但都很難執行，都還是靠企業自己去執行的。硅谷不是國家定出來的，硅谷是靠產業，是從下到上起來的，它是完全的市場化，創新性的東西還是要靠企業的，什么都規定之后企業就很難做了，而且再聰明的政府，再聰明的官員，都不可能了解市場這么細節的動態（注：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很難見到實例）。

    咱們到國外去，美國人和歐洲人最羨慕的就是中國的國家計劃。但我們國家規劃的問題太從上到下了，執行的時候應該靠企業去公平地競爭，不能扶持一下這個，扶持一下那個，扶持到最后反而就亂掉了，不能太具體。國家在大的、宏觀的方面做得挺好的，但我們更多的還是要市場化。 

    《南風窗》：如何理解“智慧國”這個新概念？ 

   張亞勤：現在西方講IQ，智慧是最重要的一個資本，過去的資本是錢，現在的資本是智慧，中國要成為知識經濟，要成為創新型社會，智本比資本會更重要。比如我們把微軟亞太研發集團叫做“智慧島”，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是無拘無束的，提供所有的資源，開任何的學術會議，進行腦力激蕩，把想的東西做出來，讓夢想實現。

   我們需要更多能夠獨立思考的人，需要更多敢做夢的人，最好是每個人都有深邃的思想，每個人都能夠質問，每個人都要敢于去創新。實話實說，中國目前對原始創新思想、原始創新技術的這些個體，給他們的獎勵太少了，自由度太少了。知識產權為什么要保護？只有保護了人們才會投資與創新。

   在我看來，整個社會的知識其實也可以用IP＋IQ的公式來闡述。IP有兩層意思，一個是知識產權，也就是創新，另外一層意思是保護，這兩者相輔相成。文藝復興和蒸汽機革命之所以能出現，重要的前提是專利制度的出現，由于有了專利，大家把創新看成為一個產業，變成文化，變成國策，這就是激勵和保護創新者的利益。